1.李家应资料图

　  2.顺溪陈氏大屋 姜光树 摄

　 3.顺溪老四份大屋 陈宗禹 摄

 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，70年前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使中华民族蒙受了难以估量的浩劫。老平阳县（含苍南）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，八年间，平阳人民为抗战疆场输送了11000多位热血将士，广大民众捐钱、捐物，购买胜利公债合千万计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浙江省第一、第二保育院迁避平阳两年多时间，社会各界给予保育院1000多名师生无私的支持和帮助，为保存中华民族的幼苗作出了历史的贡献。

　战时儿童保育会的诞生

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抗战全面爆发，无数生灵遭受涂炭，无数儿童遭受劫难。在民族存亡之际，一批有识之士发出了“欲救中国，必先救儿童”的呼喊。经过一系列筹备，1938年3月10日，旨在救助战难儿童的慈善机构“战时儿童保育会”在汉口界限路（今合作路）的教会学校圣罗易女子中学（今武汉第二十中学）正式成立。大会共选出国共两党及无党派人士56人为理事，并推举宋美龄为理事长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为副理事长。保育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抢救各地难童工作。因战事扩大，各省纷纷成立分会，武汉的“战时儿童保育会”遂“升格”为总会，各分会直接受总会管理、领导。武汉会战失利后，总会迁往重庆办公。抗战期间，全国先后成立20多所保育分会，53所战时保育院，收容保育3万多位儿童，为中华民族保存和抚育了一大批幼苗。

战时浙江的保育事业

1938年6月5日，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在金华成立，推选蔡凤珍、彭惠秀、戚铮音等15人为理事，蔡凤珍（时任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夫人）任理事长。浙江保育分会成立后立即展开抢救难童工作，鉴于难童日益增多，决定成立浙江战时儿童保育院（即浙江省第一保育院），由彭惠秀任院长，后彭辞职，李家应接任。第一保育院院址设在丽水碧湖的天后宫里，该院自创办至1943年7月，共计收容院童1908名。1942年6月，日军进犯碧湖，院舍被焚毁，保育院迁往云和。正当云和的院舍完工之际，因日寇实施细菌战，当地爆发鼠疫，新院舍因此被毁。经当时浙江省政府指示，决定将保育院中幼小部分约400余名保育生先期迁往相对安全的平阳县。浙江省第二保育院创办于1939年11月，初设于云和县河山村，1942年因战事在县境内曾3次迁移，同年8月迁福建松溪，9月又迁浙江庆元。该院1939年11月开办到1943年7月奉令停受为止，总计保育儿童697名。

省第一、第二保育院先后迁往平阳

第一保育院在云和的院舍被毁后，根据当时省政府指示，院长李家应先期来平阳寻觅新院址，她对新院址提出了四条标准：地点必须安全、房舍必须现成、交通必须便利、环境必须宁静。在当时平阳县政府的支持和当地士绅的帮助下，最终选定顺溪作为新院址。顺溪是当时鳌江上游的一座集镇，这里房舍宽敞，交通便利，有竹筏直达水头，且离海口较远，不易被敌人骚扰，当地民风纯朴，容易相处。

1943年7月，省第一保育院全体师生在李家应院长带领下，从当时省政府驻地云和迁往平阳顺溪。顺溪古屋群成了省第一保育院的校园和师生宿舍，陈氏第四份大屋为该院总部和医务室，陈少文故居为院长办公室。战争期间经费和食品匮乏，保育院的生活相当艰苦，一大锅菜，几盆糙米饭便是每顿的食物，猪肉鱼腥只有到节假日才能吃上一次，一日三餐维持“两饭一粥”标准，但生活水准比当时平阳的民众稍高些。省第一保育院在顺溪两年多时间，当时的平阳县政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，如拨供柴火、配发副食品、接济粮食、拨租田亩等；地方士绅如青街乡长李介忠、李月秋、欧阳青云、陈卓观、陈承蕃等常来慰问、提供接济；当地百姓亦常送番薯等物品给保育院，保育院工作人员常给当地百姓免费治病，代写书信，相处融洽。抗战胜利后，省第一保育院迁往县城的仙坛寺。1946年6月，保育院奉总会命令复员，保育院改名育幼院，由平阳地方士绅接管。

浙江省第二保育院于1943年11月中旬奉命迁往腾蛟。借用当地六、七保间的大夫殿与薛岙村的周氏、杨氏、董氏等三家祠堂及附近碧泉禅寺为院舍。大夫殿为该院本部，设总务、教育、保育三股及院长办公室；周祠、杨祠为分部；董祠为全院膳食供应处；碧泉禅寺为医务处，三处均相距1.5华里。第二保育院院长开始由戚铮音担任，1943年后由戚行之接任。迁平时共有保育生385名，编为7个中队，每个中队下辖3个小队，教职员工有20多名。第二保育院先后在腾蛟约两年半时间，期间因安全考虑曾2次搬迁。一次是1944年9月9日，日军攻陷永嘉，一路进犯到飞云江边，平阳岌岌可危，为了保育院中数百位儿童的安危考虑， 9月13日，该院将低年级儿童迁避顺溪，在第一保育院寄居了2个多月；另一次是1945年5月27日，盘踞永嘉的日寇南下平阳，鳌江、钱仓等地沦陷半月之久，该院将一部分儿童送往腾蛟乡第九保国民学校暂避。抗战胜利后，经当时平阳县政府同意，于1945年12月上旬，该院迁往平阳坡南后山广慧禅寺（半山庵），借用寺院的后半部分为院舍，直至复员遣散。

教养合一 培育儿童

保育院的儿童出身复杂：有乞讨为生的小儿童，有不知父母的小孤儿，有被敌寇炮火赶出的流浪儿，有码头上的小脚夫，小城市里的小瘪三，有寺院里的小和尚，有拜过贼师父的小偷，甚至有替敌人领路的小汉奸，当然大部分还是在前线游击队里立过功的小英雄，随父母逃难的小义民及出征军人的光荣子弟。从战区转来的儿童刚入院时，因逃亡期间风餐露宿、担惊受怕，转运途中更是一路劳顿，因此健康成了他们的大问题。“初入院之难童，或营养不良，面黄肌瘦；或疾病中天，鸩形鹄面；而瘌痢头、传染病、或有病态现象的，为数有多。”第二保育院院长戚铮音于1940年6月15日在《浙江妇女》上发表的《七个月来的保育工作》一文中提到，“据医生检查结果，300个孩子中，简直找不出一个完全健康而无一项疾病的儿童。相反的，疾病的统计竟超过了原有的人数，四月份的体格检查，280名儿童中患病457种，一个儿童往往患有两种以上疾病。”

　　一大堆形形色色的孩子生活在一起，要训练、教育他们非常困难，也非常有趣。据《平阳六年》中《第二保育院在平阳》一文记载：“本院采用生活与学习打成一片的‘生活教育’为教学方式，所以我们的施教，原没用一定的空间，也没用一定的时间，我们虽然在逃难中、旅行中、搬迁中，依然不断地进行教育，小山上，大路边，阡陌间都是我们的教室，一个小虫、一株小草、一个人甚至于一场相打，一场争论都是我们的教材……”第一保育院迁来顺溪后，院舍日益扩张，阅览室、成绩室、保健室、整容室、小科学馆等应有尽有，还利用多余的院舍，开展纺纱、织布、缝纫、印刷、涤补、雕刻、编织等劳动教育，以训练保育生吃苦耐劳的精神，为其未来升学就业作准备。

　　各保育院院长由总会任命并对总会负责。总会对院长的资格有明文规定：“凡年在25岁以上者，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历，对社会事业特别热心而有教育行政经验二年以上者”。第一保育院院长李家应，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社会系，是时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李立民之女；第二保育院院长戚铮音，毕业于国立同济大学。两位女院长当时都只有30多岁，是那一时代少有的知识女性。

　　保育院中的教师从护送人员中选用，不足的由院长聘用。同时，由院长定期对其进行考核，不合格者一律遣散，以确保保教质量。正是因为有这么一批高素质的院长和教师们，才使得保教工作成绩斐然。由第一保育院学生组成的儿童剧团，在抗战初期，常年活跃在劳军第一线，为宣扬正义、宣传抗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，被《东南日报》誉为东南第一儿童剧团。该剧团曾于1946年元旦在平阳县府大礼堂举行歌话剧大公演，向平阳社会各界两年多来对第一保育院的支持的谢意。

使命完成 意义重大

抗战胜利后，因战争而设立的“战时保育会”也即将完成历史使命。1945 底，重庆总会发布保育会复员计划与儿童领回办法，并限1946年3月底全部结束。浙江省第一、第二保育院即着手联系各儿童家属，办理儿童离院手续。为体恤家长们的困难，他们决定将儿童分别护送至丽水、杭州两地以方便家属候领。1946年3月10日，在“战时保育会”八周年纪念大会上，理事长宋美龄称“保育会决定在6个月内结束本会的工作”。至此，“战时儿童保育会”光荣地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“战时儿童保育会”所从事的保育事业，是“抗日战争中一件有关最后胜利和民族前途的大事业”（郭沫若语），在抗战中抢救和保育了一批受难儿童，巩固了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。(陈宗禹）